尘肺 被遗忘的大多数――尘肺病患者的故事

发表日期:2019-11-26 | 来源:处暑节气养生饮食原则

从河南张海超“开胸验肺”到贵州杨能芬“病重托孤”,时间无情地流逝,而悲剧却从未终止上演。

3年来,“生命中不能承受的呼吸”就像一枚定时炸弹,在不同的地方,以不同的当量,制造着痛苦和心酸。劳动保护、职业病治疗、社会保障……这些屡见报端的字眼,似乎仅仅是字眼。医疗改革的春风何时能吹拂到那些受伤的心灵,目前仍未可知。

尽管如此,对于杨能芬而言,在不幸中,她又是幸运的。

“职业病诊断被定点医院垄断,其他医院查出来也不算”的荒诞闹剧早已谢幕。报纸的整版篇幅,腾讯大成网强力策划“给孩子找个家”、央视新闻联播连续两天报道、中央高层批示…杨能芬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,她能够在权威的医院里受到专业的治疗,当地政府也表示对母子三人进行长效帮扶。

尘肺病,是一种至今没有办法完全治愈的职业病。但对于杨能芬一家人而言,目前的状况已足以让她欣慰。只是,对于大多数尘肺病患者而言,专业的治疗、社会、政府的帮扶都太奢侈了,能拿到低保金已实属不易!他们是沉默着的大多数,他们是被遗忘的大多数。

2012年12月25日始,笔者随同“大爱清尘”、“酒都公益”的志愿者到杨能芬的家乡――贵州仁怀市茅台镇,以及周边的红阳村等山区探访患尘肺病的农民工,用镜头记录下在那5天里所看到的一切。

尘肺病患者刘方强的无奈

一处工地上,挖掘机和塔吊铆足劲儿运转着。近日,贵州多雨,山区道路已经无法用“烂”字形容。车子是租来了,开车的司机是杨能芬的弟弟杨光伟,因为姐姐的病,他越来越关心“尘肺群体”。他一边敏捷干练地调整着方向盘,一边用余光快速扫过工地:“现在这种大型建筑,已经基本上机械化了。打桩什么的,不再依赖人力。”透过车窗,我望向远方,山包之上,尘肺病患者刘方强的家显得异常斑驳。

今年54岁的茅台镇岩滩村村民刘方强,已是三期尘肺病人。他佝偻着身体,不住地咳嗽。从20多岁起,作为家中的顶梁柱,刘方强四处打散工。由于没有学历,不懂技术,所以只能干一些粗重的体力活儿。“打墩儿,用钻头!”刘方强告诉我们,在茅台,如果进不了酒厂,那只能选择打散工。一天一结算,也算能维持家庭开销。

“没有水,干钻,粉尘大的很!”受尘肺病影响,刘方强说话总是短句子,但从眼神中可以看到,他非常渴望向我们倾诉。

“没有保护措施吗?”

“口罩太薄了,不顶事,带上还影响呼吸。”刘方强说道,四年前,他感觉到身体疲累无力,呼吸困难,疯狂咳嗽。在县医院检查后,被诊断为肺结核,开了一堆的药。但吃了之后,没有好转。后来又去了遵义专科医院检查,仍然是“肺结核”,又是一堆药。

“我喊她去中枢镇给我买棺材!”随着病情的恶化,刘方强第三次跑医院诊断,结果是“尘肺病”已经到了三期。

“目前您是如何治疗的?”我问完这个问题后,就立刻觉得很后悔。三期的病人在家里,还谈什么治疗。刘方强把我们带到里屋,一个破旧的塑料袋里满是各种药瓶纸盒,“肺都烂了,出气都很困难。我为什么癫痫总在夜里睡觉发作现在就吃这些,等死!”

妻子坐她在身旁,一直沉默着。屋外,从工地传来的机械声振聋发聩。

“没办法,找不到责任方。”刘方强的妻子一边收拾着药瓶纸盒,一边说。

“为什么?”

“我们是打散工,干一天就给一天工钱。老板也是分包下来的,没有合同,不好找的。”刘方强的妻子接过话头。

“政府这边呢?”

“这个我不晓得。我现在就靠我老婆养家。”刘方强看着妻子,无奈的表情模糊了他整个脸庞,看不清眼眸。

没有签订合同、没有明确责任方,这已成为目前农民工**艰难的主因。加之社会保险缺失,工伤赔付更是雪上加霜。最终留给家属的,是无尽的叹息和冰冷孱弱的躯体。

尘肺病患者黄生元的坚强

驱车前往茅台镇太平村。一路上,各种建筑工地纵横排列。

“这里将来都会是茅台酒厂的生产基地。”热心的“义务司机”杨光伟边开车边说道:“以前,工程最密集的时候,基本上都是茅台酒的工程。它分包下来,由包工头承接。工资还不错,很多人就去做散工。我姐姐、姐夫就是这样去的。”

“不会是私人酒厂的工地嘛?”

“这么多人力,这么大的坑桩,私人酒厂都没有办法用这个坑桩。之前我姐她们工作过的地方,现在已经大变样,都成了酒厂的生产基地或者厂房。要见的这个病人,也应该是这么遭的。”

杨光伟说的这位病人,名叫黄生元。随行的志愿者告诉我,他还算幸运,查出来的早,尘肺二期。

黄生元装了一大盆的桔子递给我们吃。瘦弱的身体,感觉不像一个成年人。他话不多,或者说,他确实没有太多力气讲话。他默默地递着水果和茶水,我有点不敢和他的眼神对视。

黄生元和刘方强一样,患病之前,靠在镇上的工地打散工为生。

“现在生活怎么样?”

“今年六月份开始,我就不能干活了。妻子一个月一千多元的工资,治疗费都不够。家里还有老人,孩子在上高中,经济上太难了!”黄生元说话声很轻,采访时,我需要贴近他才能听到。

“知道杨能芬的事情吗?”

“她算是幸运的了。像我这种,根本找不到地方管,找不到具体赔偿单位,没合同没老板;找政府,他们对我们也不重视。杨能芬能得到大家的帮助,能有专业的治疗,算是很幸运了。”

黄生元偷偷带着我进卧室,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盒子。他的诊断书就“藏”在这里。

“治疗的费用多不多?”我看着诊断书问。

“承受不起,我们没有任何保障,现在的外债也借了很多。”

我把诊断书递还给他,他小心地放回盒子里,关起了抽屉。

“我不能告诉我的孩子,我是父亲,不能让他知道。怕他……”黄生元无法抑制情绪,眼泪顺着瘦削的脸颊滑落。“大概走两分钟就开始喘气,就开始不行了!”黄生元说,治疗费用远远超过当初所挣的工钱,家庭也从之前的欣欣向荣骤然打回贫困。

癫痫患者的寿命长吗

“我们这些在家治疗的病人该怎么办?”黄生元把我们送到坡坎前时问道,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,我干干看着他:“我给你照张相吧,希望更多的朋友能知道你,能帮助你。”

取景框里,黄生元已经拭去了泪痕,站在土旧的房子前。一眼的悲凉让我无法聚焦,我变换着焦距,旁边晾晒的衣物送来一抹颜色,我果断按下了快门。生活需要希望。

探访传说中的“尘肺村”

“大爱清尘”的志愿者谢华俊向我介绍,在仁怀地区,职业病尤其是尘肺病的患者比较多。他们普遍都来自农村,没有劳动合同傍身,**无门。现在就茅台镇的情况来说,群体性的特征正在逐渐显现。患者往往都是互相熟识的,或是亲属,或是朋友,他们相约一起打工,于是就都患上了尘肺病。就目前调研的数据看,在与茅台镇相邻的一个村,大概有过半的村民患有尘肺病,有些是在当地打工患上的,有些则是在外地打工患上的,情况比较复杂,具体的数据也在进一步的调研中。

趁着这次采访的机会,我们马不停蹄奔赴那个传说中的“尘肺村”――大坝乡红阳村。

仇国才、仇国发、仇志云的房子就挨在一起。仇国才和仇国发是两兄弟,仇志云是他们的侄子。

“我们叔侄二人,加上我婶婶和我老婆,还有我二叔夫妇,都患有尘肺病。整个家里,都是两夫妻两夫妻的患病。”仇志云坐在火炉旁,屋里暗淡的灯光,让我看不清他的脸。由于我们的到访,仇家上上下下也都来了,简陋的屋子顿时显得很拥挤。

“村上已经死了五六个。你看我们这一大家子,也都丧失了劳动能力。当年,也是为了多一些收入养家,去外地打工,老板说你喊两个过来我给你100元钱!我就叫家里人一起来了。”仇国发很后悔当初的决定。但生活是无情的。

仇家可以说,是红阳村尘肺病患家庭的缩影。由于贵州深处西南内陆,高山丘陵为主的地形使得交通不便,经济发展滞后。绝大多数的人们选择外出打工,像红阳村,几乎青壮劳动力全都有外出打工的经历。由于学历和技术问题,他们大多都是做高危高负荷的苦力活儿,又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,返乡的大多数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尘肺病。


“2009年回来的,回来的时候就在仁怀中医院鉴定,鉴定就是尘肺。现在就是医生叫我们吃点药控制。这是老乡介绍给我的药,从青海寄过来,一次1280元,能吃两个月,吃了稍微舒服一点。”仇志云向我们展示着**,他的妻子在一旁不住的咳嗽,上身几乎是在抽搐。

“你们洗过肺没有?”

“洗过一次。没有用的。尘肺病治不好,只能缓一哈。”仇志云的妻子一脸无奈。

“去城里治疗一次,要花好多钱啊,我们受不了。现在我老婆就吃些中草药,到周围山上采。”仇志云解释道。

“你们今后的生活怎么办?”

“老板不管,村上倒是给办了低保,能发点钱。”仇国才站起身来,不好意思地对我们说:“不早了,我去搞点面条来吃!”随行的志愿者赶忙拉住他:“不劳烦你们。我们这就走了,我们一定会把你们的情况告诉更多的人,让大家一起来帮助你们!”

天已经黑了,村里没泰州哪家医院治癫痫病,看这里有路灯,泥泞的道路黑漆漆的看不到头。我们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,身后是仇家人微弱的手电光芒。

编后:

在拍摄、采访的过程中,有很多次我都想中止提问,眼前的这些人,让我不忍触碰他们受伤的心灵。比如黄生元,这个男人让我感动。他是父亲,是丈夫,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。为了摆脱贫困,为了孩子的未来,他用青春和健康做赌注,打散工干苦力赚辛苦钱。殊不知数年后,被粉尘肆虐的肺部已发生不可逆转的纤维化!从此他丧失劳动能力,无法再为这个家庭添砖加瓦,同时,他还要隐瞒病情不让儿子知道,怕影响学习成绩。父亲的坚韧和担当,怎能不让我们动容。

还有红岩村的仇国才一大家子。在他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屋子里,我总有些穿越感,想想此时此刻所在的位置,我在恍惚中看见了一群被遗忘的人!在这个我从未听说过的村庄,还有这么一大群农民工,无依无靠,“赤身**”地与病魔斗争,艰难维持着生活。如果不是因为杨能芬,如果不是因为这次外采,如果不是因为志愿者们挨家挨户的排查调研,也许,他们最多就是某一统计报告中的数字,甚至,都未必会被统计进去。

短短的5天,并不能把所有当地的患者探访完,也未能全景纪录他们的艰辛和困顿、无奈和诉求。图片中的人只是当地尘肺病群体中的一小部分,换言之,还有更多更多尘肺患者病卧家中,得不到及时的专业治疗和生活帮扶,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,但他们不应该成为被遗忘的大多数。当地“酒都公益”的志愿者万琴对我们说,她最希望的是,经过杨能芬这个事情,国家能加大力度去关注广大的农民工,因为职业病的防治盲区主要集中在广大的农民工身上,也希望像尘肺病这样的职业病进入新农合医保,覆盖广大农民工。“大爱清尘”的志愿者谢华俊在探访的过程中,反复对我说:“必须从源头抓起!一旦得了尘肺病就一切都晚了。丧失劳动力、终身需要治疗!国家应加大监管力度,完善相关法律法规,加大企业的违规成本,提高并升级这种有职业病风险的工人的劳动保护设备和机制,像发达国家那样,从源头上就掐灭尘肺病发生的可能!”

从“跪着等死(尘肺病人晚期呼吸困难,不能平躺)”到民间公益力量的强力介入,职业病防治与社会保障之路任重道远。2011年12月31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修正了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〉的决定》。《职业病防治法》分总则、前期预防、劳动过程中的防护与管理、职业病诊断与职业病病人保障、监督检查、法律责任、附则7章90条,自当日起施行。到如今,却还有如此多的患者得不到法律的保护,甚至没有政府力量的帮扶,不禁令人唏嘘。至于民间力量,他们是公民的良心所在,但力量毕竟有限,加之社会资源分配规则亟待调整,仅仅依靠民间力量是不足以对抗“尘肺病”的巨浪,国家层面上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,保护、**、追责、赔偿、帮扶、治疗……“真空”地带尚待填补。

从河南张海超“开胸验肺”到贵州杨能芬“病重托孤”,时间无情地流逝,而悲剧却从未终止上演。3年来,“生命中不能承受的呼吸”就像一枚定时炸弹,在不同的地方,以不同的当量,制造着痛苦和心酸。劳动保护、职业病治开封较好的癫痫治疗医院,在哪疗、社会保障……这些屡见报端的字眼,似乎仅仅是字眼。医疗改革的春风何时能吹拂到那些受伤的心灵,目前仍未可知。

尘肺病母亲托孤”新闻当事人杨能芬的家乡――贵州仁怀市茅台镇。

茅台镇,一个彻头彻尾的酒工业基地,随处都可看到这样的标语。

到处是塔吊、工地、机器的轰鸣声。不同的是,现在不像过去那样依靠人力来做工程,很多工作可以使用机械设备。这似乎从某种程度上,降低了建筑工人患上职业病的概率。

杨能芬的小儿子豪豪。他目前和哥哥一起住在二舅所租的房子里,由二舅照顾他们的生活和学习。

杨能芬的弟弟,豪豪的二舅。一个朴实的小伙子,靠打散工、开车维持生计;已婚,有一个可爱的儿子。

在茅台镇随处可以看到的工地。

尘肺病患者刘方强和他的妻子。患病之前,在茅台镇的各个建筑工地奔走,靠打散工维生。

尘肺病患者刘方强展示他在医院照的片子。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,他嘴里嘟囔着:“肺都烂了!”

尘肺病患者刘方强和他平时吃的药。很多药并不能治疗尘肺病,而是治疗肺结核的。

尘肺病患者黄生元。在患病之前,与刘方强一样,在茅台镇靠打散工维生。

尘肺病患者黄生元。在患病之前,与刘方强一样,在茅台镇靠打散工维生。

传说中的“尘肺村”――大坝乡红阳村。尘肺病患者仇国才和他的妻子刘五香。仇国才患病之前,和亲戚一起去江西做筛检工。

传说中的“尘肺村”――大坝乡红阳村。仇国才的哥哥仇国发和妻子赵温秀。他们夫

传说中的“尘肺村”――大坝乡红阳村。仇国才的侄子仇志云和妻子陈远群。他们夫妻也是双双患有尘肺病。患病之前,和仇国才、仇国发他们一起在江西做筛检工。

仇家可以说,是红阳村尘肺病患家庭的缩影。图为尘肺病患者仇志云在展示他在医院拍的片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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